内容论文提要：营口是近代东北的商业中心和第一大对外口岸，在其兴盛的近百年时间里，积累了丰厚的商业文化和资本。但随着日本势力进入东北，对东北地区进行疯狂的经济侵略和掠夺，营口的商业中心和口岸地位渐被大连所取代。本文试以中药和茶叶商贸为例，考察营口商业兴衰的历史背景，分析日本推行独霸东北的战略及实行大连中心主义政策、经济统制政策、取消炉银掠夺金融资本等经济侵略，割断了营口近代商业向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断送了营口开埠以来形成的良好商业基础。

　　主提词：日本、营口、商业

　　营口位于辽东半岛北部，大辽河入海口，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开放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强列牛庄为开放口岸，因牛庄水势不盛，英美等帝国主义便将当时称为没沟营的营口替为开埠。1861年5月23日，营口港正式开港。由于据辽河口岸，背东北腹地，水陆交通便利，营口开埠后不久，英、美、法、俄、日等各国列强就争相在此设领事、筑码头、建工厂、办银行，经营商业和航运业，借营口这一物流商贸之地，疯狂掠夺东北资源。于是，往日“荒凉退海之地，寂寞一湾之水，由此遂呈竿头直上之兴盛，一日千里之发达矣。”到19世纪后期，营口已成为东北地区的商业重镇、金融中心。

　　一、近代营口商业及中药、茶叶贸易的发展

　　由于营口地处东北前沿，背靠资源丰富的关东腹地，早就为各国殖民者所看好。营口开埠后，各国船舶进出辽河河口，络绎不绝，原材料和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运走，外国产品又一船船运进东北倾销。为了扩大对东北地区的贸易输入，各国均在营口设立了水运码头，其中较大的就有英国的太古轮船公司码头、旗昌码头、亚细亚和美国美孚石油码头等。随着殖民掠夺的加深，营口港在帝国主义的掠夺贸易中吞吐量不断增加，港口设施也不断完善。港口的发展直接刺激了营口地区商贸经济的发展。几乎所有进出关东的土、洋货物都从营口经过，因此不仅东三省，关里各地，甚至香港、日本、韩国等地的商人都争先恐后来营口开店铺做生意，营口市街商铺林立，行业齐全，交易频繁，商贸盛极一时。据记载，除去英、日、美等外国商号， 1910年营口商务总会统计埠内行帮所属商业户数共601户，其中：三江帮客号111户，广潮帮客号44户，福建帮客号9户，山西帮客号18户，山东、直隶客号32户，京、律客号7户，吉林帮客号35户，哈尔滨帮客号8户，沈阳、新民客号85户，铁岭、开原帮客号25户，辽阳帮客号26户。宽城、法库帮客号38户，海城、盖平帮客号23户，西城帮客号14户，双城堡帮客号17户，牛庄、田庄台帮客号27户，其它各地帮客号82户，年获利在万两（银）左右的商号70至80家，年利千两至万两的大屋子60家，杂货柜37家，粮坊（栈）18家，山货栈12家，其中上海瑞昌成商号经营美德商品，人工智能的发展年获利30万两以上。

　　营口商业大致分为四类，即金融类（银炉、钱庄）、实业类（油坊、工厂）、批发类（洋行、商号、大屋子）、运输类（装载航运）。而其中最为常见的属批发类，批发类的发达正是营口物流基地的特征所在，也是其他商业的基础。在批发行当中，中药和茶叶是当时营口商业中较具规模的两个行业。据史料载，营口中药在营口开埠前就已有发展，1851年，营口就诞生了拥有坐堂医生的大中药店咸春堂。营口开埠后随着港口贸易的发展，营口的中药商贸也随之发展。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东北地区的中药进出口都经营口进行交易，国外与关内的中药产品纷纷运抵营口，经营口分散发送到东北各地。同时，东北内地所产的各种山货、中药也都从营口装船运往外地，这一集一散，便成就了营口中药商业的基础。据史料记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营口地区的中药贸易十分繁荣，在老爷阁以西几里长的辽河大街上，就集中了大小中药商家120多户，从业人员6300多人。这些商家，主要经营中药零售、药材批发、饮片加工及山货等业务。一些大规模的商家如天福堂、宝和堂、义和利等，不仅专营主项，还兼顾多项业务，如天福堂就在经营中药零售的基础上，还经营药材批发、进出口贸易和饮片加工，有些商铺还自行研制药剂，如善和堂创制的“保元膏”，品山药房老板殷绍南创制的“坤灵膏”，治疗妇女病（不育）疗效较好，行销许多地区。与繁荣的中药贸易相配套，各种中药相关行业，如专门生产和经销中药生产所需的中药工具、各种特殊中药和为中药贸易服务的行业，也相继发展起来。

　　当时较为有名的类似店庄有搬运中药（脚行）的新泰兴、熬制海马追风膏的永和堂、制售竹沥的永德成、专营定州眼药的公和堂、经营切药刀、捣药缸、盂钵、药碾子等的德福盛，制售药滤子的新福成、炼制轻红粉、红升白降丹、银珠的同太昌等等。由于中药行业门类齐全、交易繁盛，全国各地知名药店如北京同仁堂、广东广芝馆、杭州胡庆余堂等都纷纷在营口寻找销售点。在全国13个中药帮会中，以营口为帮首的“关东帮”，网络东三省中药行业近千户。营口港中药进出口量也十分惊人，大同二年建店的“魁记号”开张，一次进货六火车皮，其中砂仁5万斤、木香2万斤、牛黄200两、金银花3万斤、生地2万斤、姜黄5千斤、元肉5千斤、摈拇5千斤、当归3万斤、牛夕I万斤、白芷3万斤、紫蔻1千斤、玉果1千斤。1864—1895年间，中草药仅次于大豆，占营口港输出品的第二位，年均输出9000吨，其中人参平均输出207.5吨。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七七事变”前，营口港年平均出口中药总量为l，746万斤，其中人参为41.45万斤，价值关东银851，745两，从关内进口的各种中药数量则比出口要大十几倍。营口中药在进口货物中排在布匹、棉花、绸缎之后，位居第四，出口排在油饼、粮食、大豆之后，也居第四。成熟而繁荣的中药市场，使营口成为当时东北地区著名的中药集散地。

　　与中药业同步发展的是营口的茶叶交易。茶叶并不是东北地区的特产，因此，营口的茶叶经营一开始是与中药业混杂经营的，许多经营中药的商家都同时经营一些茶叶。后来，随着营口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兴盛，一批福建、浙江、江苏、安徽等产茶省份的商人（俗称南帮），在当地收购茶叶，经船运到营口，还有一批对南方省份熟悉的东北商人，亲自到南方组织茶叶货源，贩来营口进行销售。当然，这些茶商并不亲自进行销售，而是主要以运货为主，将茶叶交给营口商家后由商家代卖。当时营口的茶叶生意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经销茶叶的店铺，如裕泰号、泰顺祥、裕顺和等；一种是以经营茶叶为主兼营其他的，如恒利德、聚合福、兴茂栈、泰顺同、得胜永等；还有一种是以经营其他杂货为主兼营茶叶的，如合发栈、公裕泰、德增和等，这些兼营的商家都是茶与中药、山货兼营。由于营口是当时东北地区对外商品交易的中心，因此营口的茶叶也都是经外地进入后分散到东北各地，北至哈尔滨、满洲里，东至吉林、图门，西至承德、平泉等地。各地茶庄均来营口采购茶叶，有的是常来常往，有的则常年住在营口，专门负责发货。这样在营口茶叶生意界就形成了进货与销货两路商人，进货的因常年与茶叶产地南方各省联络，俗称南帮，销货的则常年与北方各省地联系，因称北帮。当时南北帮势力都很强大，他们常年与营口经营茶叶生意的商家保持紧密联系，洽谈业务，并按照当时的规定，每次买卖成交，付茶栈3%到5%的佃金，另加1%的栈金。这样广茂的流通渠道，加上当时由于东北常年战乱，山海关封关，作为唯一可以与外界通商的营口负责着整个东北茶叶的进口业务，因此营口茶叶的进口量是很大的，以泰顺祥为例，一个茶栈每年的购销量约是3，600，000斤。按照当时营口几十家茶庄来计，每年在营口中转的茶叶总量就不少于近几百万斤，如此巨大的交易量，奠定了营口东北茶叶中转中心的地位。

　　二、“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势力对营口商业发展的影响

　　尽管营口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炮声中被迫开埠，成为东北第一个通商口岸的城市，但在帝国主义掠夺东北资源的同时，也开启了营口商业、甚至是整个东北地区商业的发展。正如吴晓松所说：“营口是近代东北地区第一个具有经济职能的城市，它的形成不但影响着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地区城市在职能及形制上向近代城市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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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药业同步发展的是营口的茶叶交易。茶叶并不是东北地区的特产，因此，营口的茶叶经营一开始是与中药业混杂经营的，许多经营中药的商家都同时经营一些茶叶。后来，随着营口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兴盛，一批福建、浙江、江苏、安徽等产茶省份的商人（俗称南帮），在当地收购茶叶，经船运到营口，还有一批对南方省份熟悉的东北商人，亲自到南方组织茶叶货源，贩来营口进行销售。当然，这些茶商并不亲自进行销售，而是主要以运货为主，将茶叶交给营口商家后由商家代卖。当时营口的茶叶生意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经销茶叶的店铺，如裕泰号、泰顺祥、裕顺和等；一种是以经营茶叶为主兼营其他的，如恒利德、聚合福、兴茂栈、泰顺同、得胜永等；还有一种是以经营其他杂货为主兼营茶叶的，如合发栈、公裕泰、德增和等，这些兼营的商家都是茶与中药、山货兼营。由于营口是当时东北地区对外商品交易的中心，因此营口的茶叶也都是经外地进入后分散到东北各地，北至哈尔滨、满洲里，东至吉林、图门，西至承德、平泉等地。各地茶庄均来营口采购茶叶，有的是常来常往，有的则常年住在营口，专门负责发货。这样在营口茶叶生意界就形成了进货与销货两路商人，进货的因常年与茶叶产地南方各省联络，俗称南帮，销货的则常年与北方各省地联系，因称北帮。当时南北帮势力都很强大，他们常年与营口经营茶叶生意的商家保持紧密联系，洽谈业务，并按照当时的规定，每次买卖成交，付茶栈3%到5%的佃金，另加1%的栈金。这样广茂的流通渠道，加上当时由于东北常年战乱，山海关封关，作为唯一可以与外界通商的营口负责着整个东北茶叶的进口业务，因此营口茶叶的进口量是很大的，以泰顺祥为例，一个茶栈每年的购销量约是3，600，000斤。按照当时营口几十家茶庄来计，每年在营口中转的茶叶总量就不少于近几百万斤，如此巨大的交易量，奠定了营口东北茶叶中转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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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药业同步发展的是营口的茶叶交易。茶叶并不是东北地区的特产，因此，营口的茶叶经营一开始是与中药业混杂经营的，许多经营中药的商家都同时经营一些茶叶。后来，随着营口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兴盛，一批福建、浙江、江苏、安徽等产茶省份的商人（俗称南帮），在当地收购茶叶，经船运到营口，还有一批对南方省份熟悉的东北商人，亲自到南方组织茶叶货源，贩来营口进行销售。当然，这些茶商并不亲自进行销售，而是主要以运货为主，将茶叶交给营口商家后由商家代卖。当时营口的茶叶生意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经销茶叶的店铺，如裕泰号、泰顺祥、裕顺和等；一种是以经营茶叶为主兼营其他的，如恒利德、聚合福、兴茂栈、泰顺同、得胜永等；还有一种是以经营其他杂货为主兼营茶叶的，如合发栈、公裕泰、德增和等，这些兼营的商家都是茶与中药、山货兼营。由于营口是当时东北地区对外商品交易的中心，因此营口的茶叶也都是经外地进入后分散到东北各地，北至哈尔滨、满洲里，东至吉林、图门，西至承德、平泉等地。各地茶庄均来营口采购茶叶，有的是常来常往，有的则常年住在营口，专门负责发货。这样在营口茶叶生意界就形成了进货与销货两路商人，进货的因常年与茶叶产地南方各省联络，俗称南帮，销货的则常年与北方各省地联系，因称北帮。当时南北帮势力都很强大，他们常年与营口经营茶叶生意的商家保持紧密联系，洽谈业务，并按照当时的规定，每次买卖成交，付茶栈3%到5%的佃金，另加1%的栈金。这样广茂的流通渠道，加上当时由于东北常年战乱，山海关封关，作为唯一可以与外界通商的营口负责着整个东北茶叶的进口业务，因此营口茶叶的进口量是很大的，以泰顺祥为例，一个茶栈每年的购销量约是3，600，000斤。按照当时营口几十家茶庄来计，每年在营口中转的茶叶总量就不少于近几百万斤，如此巨大的交易量，奠定了营口东北茶叶中转中心的地位。

　　二、“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势力对营口商业发展的影响

　　尽管营口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炮声中被迫开埠，成为东北第一个通商口岸的城市，但在帝国主义掠夺东北资源的同时，也开启了营口商业、甚至是整个东北地区商业的发展。正如吴晓松所说：“营口是近代东北地区第一个具有经济职能的城市，它的形成不但影响着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地区城市在职能及形制上向近代城市过渡。

　　”可以说，营口商业的发展带动了东北地区城市商业的发展，论文网使东北地区从封闭的自然经济走向开放的近代发展道路。然而营口的商业并没有像上海、广州、天津等地那样继承近代城市发展的底蕴，反而走向衰落，并最终把东北商业中心和第一口岸的位置让与了后期崛起的大连。究探其中原因，有些学者认为辽河航运条件的退化和铁路运输的优势是营口商贸中心地位渐失的主要原因，但实际情况却是，除了营口“辽河淤浅，且冬季结冰，而大连港终年不冻。”（主要原因在疏于航道疏浚）之自然条件差异外，营口在铁路运输（有哈大铁路支线营大线、沟营线）、区位优势（距东北腹地比大连近170余公里）、商业基础（较大连发展早近百年）等诸方面均较大连更具优势。然而历史却把营口从东北第一大港和商贸中心的位置上一把推倒，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日本侵略者的侵入及对营口及东北地区的经济掠夺和对东北经济的畸型规划，割断了营口外向型商业经济的发展历程，葬送了近代营口商业资本的积累优势。从而使营口商业昙花一现，最终回归到近乎一无所有的地步。

　　营口是在英美帝国主义的胁迫下开放的，但日本势力染指营口时间颇久。早在19世纪中叶，日本就经营口输出东北大豆到本土，满足国内需要。1890年，日本邮船会社在横滨、神户与营口之间开辟定期航线，专事大豆输出，极力排挤其他国家的大豆经营。甲午战争后，日本人更是以凶猛之势进入营口，各种日货源源不断地经营口进入中国，抢占中国市场。同时，日本还于1900年在营口设立了正金银行支店，资助在营日商的经济活动，并通过银行投资逐步控制营口经济命脉，排挤英、美势力。从1906年至1910年短短四年时间里，日本经营口港的贸易仅在花旗布输入一项上，就从2440匹骤增到246，542匹，增加了十一倍多。1908年，营口港已与世界上二十二个国家通航贸易，输入额达到6，260，737海关两。其中日本占首位，香港（当时香港以外国计算）、美国次之，英国差些。尽管日本在营势力发展迅速，但英、美、德等西方国家作为最早进驻营口、侵蚀东北的掠夺者，在营口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强大势力，这从日俄战争后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就可以看出，日本虽然一度占据辽东半岛（主要是占据营口商港），但营口仍然为英美势力所把持，无法实现日本独霸营口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采取了利用满铁优势，扶植大连排挤营口的战略。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于1906年11月26日在东京设立南满洲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日文名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 ,1907年3月5日将满铁总公司由日本东京迁到大连，确立了以大连为中心发展满铁事业的“大连中心主义”政策。实行“大连中心主义”方针政策的根本原因是：一方面大连具有军事和政治上的安全性。旅顺、大连是日本的租借地，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侵略中国东北的桥头堡。在日俄战争结束不久后的1906年5月，日本政府就将军政合一的统治机构———关东总督府由辽阳迁到旅顺，总督府旗下的日军在大连地区驻扎大量军队，直接控制大连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满铁总公司设于此地，可以得到日本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的直接保护，满铁可以无所顾忌地实行经济垄断和掠夺。另一方面，大连港又是中国东北距日本本土最近的大港口，是日本至中国东北欧亚联络最短途径的海陆中转地。满铁总部设于大连，有利于它直接对大连港的经营管理和投资建设，加强铁路运输与港口转运的衔接，以利于日本与中国东北以及其它国际港口的贸易，进而排挤竞争对手，垄断东北经济。其三，大连是南满铁路的入海口，经营大连有利于充分发挥南满铁路这一日本控制之下的资源优势，达到既可有效经营满铁，又可发展日本势力的目的。这些条件是东北其它地方，尤其是多国势力角逐竞争的营口所无法与之相比的。

　　在这种情况下，为确保南满铁路和大连港的垄断地位，从经济上实现对东北地区的独占，满铁总公司利用南满铁路和大连港，采取了意在取代营口、排挤英美的一系列措施。

　　首先，为了“使外国船舶在大连享有机会均等的待遇，以便使大连发展成为东北的贸易中心，从而繁荣租借地的经济并控制东北的商权”，日本政府首先于1906年8月发布236号敕令，宣布以往严格限制船舶出入的军港大连为自由港，并规定从铁岭以北（即非日本势力范围）到大连、营口两港的到货、发货运费等价。这样，尽管“由南满铁道输送至奉天者，比大连近一百三十七英里，但满铁公司征收自营至奉运费与自连至奉同。比较地营商为吃亏，连商为便宜。”。其次，为加强大连港在进出口商贸中的竞争力，日本政府大力投资大连港的码头建设，不断强化大连港的商业化功能。满铁于1907年4月接收了大连港后，对沙俄统治时期建造的港口防波堤和码头进行了改建、扩建和续建，到1918年完成了环绕大连码头（今大连港大港区）东、北、西三面防堤的建设工程。对原有码头进行改建、扩建、新建码头和栈桥及与港口相配套的交易所、仓库、商业、金融和服务性设施。至1931年度末，满铁投入大连港的事业费共计6618万日元。再次，为了加大大连港的吞吐量和南满铁路的运输能力，满铁还进行了南满铁路的扩轨和复线建设工程。从1907年到1921年，满铁先后投资改建了南满铁路，铺设了大连至沈阳的南满复线，大大提高了南满铁路的运输能力，为提高大连港的吞吐量和实现垄断东北商贸做好了准备。

　　在20世纪初期，会计专业毕业论文英、德等国先期致力于经营中国关内、后期又忙于应付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在这种情况下，大连中心主义政策的实行，改变了东北对外贸易的格局。以民族资本和英美资本为主的营口港受到日本势力培植起来的大连港的强烈冲击，营口港从最繁盛时的万艘船舶锐减到1912年的3000艘左右。1907年，大连港仅占南满三港（其它两港为营口、丹东港）输出总额的15%。当时营口港占三港输出总额的75%。到1912年，大连港压倒营口，成为东北第一大港，到1919年，大连港的吞吐量已超过天津、汉口、广州，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港口。港口优势的丧失，使营口这样一个以港兴商的城市失去了商业发展的基本动力，一大批具有相当实力和潜力的商业资本或随之撤离异地，或勉强维持生计，商业市场受到强烈冲击。从此，营口商业失去了往日的兴盛与辉煌，开始步入衰落。

　　尽管在大连中心主义政策的影响下，营口港口航运中心的地位被大连所取代，但在进出口贸易急剧下滑的形势下，商业资本并没有随之轰然倒塌，而是继续保持缓慢发展。如中药业在1912年达到顶盛，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一直保持了繁荣态势。茶叶经营也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台湾茶排挤南方茶叶……才改变了茶钱的经营形式也改变了营口这一东北三省茶货集散地的地位” 。营口商业市场之所以能继续发展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各国商业资本的支撑。除了英美等西方列强在营投资的航运、洋行等商业资本外，日本在扶植大连的同时，也没放弃对营口的经营。“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势力在营口进行了大量的建设投资，开设了满铁牛家屯、小寺油坊、东和等十余处码头，投资兴建了小寺油坊、营口水道株式会社等日资企业，并有三井、松村、东肥、福富等日资洋行。在营口，日本势力志在夺取对营口的航运和商业控制，但是，如前所述，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营口。营口港的码头、护岸以及仓库、货场大体上为日本所控制。但是，由于英国势力侵入营口时间早，经营码头时间长，依然占有相当实力。营口港码头大致形成日本、英国和中国（包括民族资本在内）分割状态。”加之“满铁对大连港进行的是以出口为主”的建设，而日本生产的大量轻工日用产品、包括日本在营口投资的工商业仍然要从营口港进出东北，所以在散货运输上，营口港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如1933年营口港全年从日本、香港进口砂糖6万余公斤，占伪满洲国进口糖总量的一半。对中药材和茶叶这类日用品的运输，营口港依然保持相当的优势。其二，民族资本的兴起，保证了营口商业的发展。在长期的商业贸易中，营口民族商业资本从无到有经历了迅速发展的过程。营口商业的发展直接促成了东北地区商业的兴起，对东北地区的民族商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在日本刻意经营大连港之际，1921年7月8日  奉天总商会通电东北各地商会抵抗日本，指出：今后商会不负责调节中日商人因买卖金票所发生的纠纷。中日商人的买卖—律使用奉票或大洋票。东三省一切输出品均须经营口输出。在腹地商家的支持下，营口本地民族商业资本也抓紧发展，“九·一八”事变前，营口已有肇兴、毓大、大通、海昌、北方等7家民族资本的轮船公司和70余艘轮船，开辟了上海、天津、芝罘（烟台）、青岛等定期客货运输航线及香港、广州、南洋等不定期航线，进出港旅客量达25.1万人，货运量200余万吨。民族资本的支撑，为营口对抗日伪的排挤、保护营口商业市场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三，日本实行大连中心主义政策，主要是为了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资源的掠夺，其商业性能并不比营口港成熟稳定，直到后来通过在大连建设一批近港工业，才带动了大连的商业发展。而营口的商业市场历久时长，不仅形成了以炉银为代表的现代商贸金融体系，还积累了丰富而雄厚的商业文化，如中药和茶叶市场上，就形成了重行情讲信誉、讲情义重维护的商业文化，尤其是在中药行业上，多年经营积累了大量的坐堂名医、鉴别专家、稀有品种和独特配方等中药业资源，这些都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优势，所以营口的中药业和其他商业市场依然具有活力。

　　三、“九·一八”事变后营口商业的衰落及原因分析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推行的大连中心主义挤垮了营口航运中心地位、严重影响到营口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掠夺经济政策的推行，则给营口商业带来了真正的灭顶之灾。1929年营口有商户2325家，到1931年，有商号1893家，不到一年时间少了近500家。同年，港口贸易额为关平银12397.2万两，到1932年为伪币11323万元，1933年锐减到8030.7万元，到1934年则只有1494.2万元。以后随着战争展开，统制政策和物资配给制度的实行使营口的商贸近于瘫痪，三井、三泰等日资商行垄断营口市场，民族商业濒临倒闭边缘。一大批资本雄厚的商社、银号相继关门，造成营口商业市场的多次动荡。

　　（一）、统制经济政策扼住了营口商业发展的咽喉。近代营口商业的兴起是以开放型市场经济为前提的。营口港的开埠，各国势力的介入和民国初期鼓励民族资本发展的大背景，为营口商业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作为商贸物流基地，像中药、茶叶这类非地产商品，只有在自由流通的环境下，才能够自由交易，而营口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成为东北地区这两种行业的集散地，法律论文与营口同外界的广泛联系和本地经济环境的宽松密不可分。然而，日本占领营口之后，这两种保证营口商业发展的条件不复存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政部门切断了营口与关内、国外的商贸联系，许多商家失去货源和销路。营口“银市、粮市亦均停止交易，牛庄海关则己停止办公，所有经济机关殆皆失去机能，商业交易已全陷停顿。”到12月，营口埠上中等以上的商号生意不兴，纷纷倒闭。中药业也受到影响，许多医馆药店纷纷关门倒闭，坐堂医生远走外乡。而此时的日本侵略者却借机进入营口，疯狂掠夺营口资本，在事变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因受时局影响从日本国内前来购买特产者接踵而至”，可见日本人对营口进行掠夺的急迫心情。为了配合日本商人的掠夺和垄断，1932年，日伪政府发表《经济建设纲要》，提出一个根本方针：“鉴于无统制之资本主义经济之流弊，知非济之以国家的统制，善用资本之功能，图国民经济全体之健全与发展不可”，这看上去仿佛是针对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而提出的保证东北经济发展的举措，实际上却是明目张胆的公开掠夺。

　　《纲要》中规定对机械、金属、油脂、巴尔善（纸浆）、苗达（制碱）、酒精、野蚕、纺织、面粉、洋灰、酿造等十二种工业，“在必要之统制之下逐渐发展之”。1933年日伪政府又发表声明，对“重要产业部门，实施许可制”。1934年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凡兵工、飞机、汽车、液体燃料制造业、炼钢铁及有色金属等行业均须经伪政府许可。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深入，这种统制政策由工业扩展到商业。1935年12月19日  日伪当局公布《商业登记法》、《商业登记税法》，严格限制营口商家的经营自由，使营口民族商业逐渐陷入困境。“七七事变”后，为了战争需要，1939年3月日伪政府宣布，禁止营口向关内输出大豆，同年11月，发布《主要粮谷统制法》，对高梁、玉米、小米等实行统制，禁止粮食在市场上流通，禁止百姓吃大米。到1942年，日伪当局更是建立了满洲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营口事务所、煤炭株式会社、石油株式会社等数十个控制人民生活用品的会社，几乎各种生活必需品全部实行统制，禁止商家经营，统一由日本人配给，违者按经济犯惩处。在这种情况下，营口的中药商们也受到了强烈冲击。“七七事变”前，中药材和茶叶等还没有被列为统制对象，这两行商家基本上还保持了原有的兴盛状态。但自实行统制之后，成立了官办汉药株式会社，垄断中药材的经营权，严格限令商家的经营品种和经营范围，并对中药从业人员进行严格的考试，通不过考试，即取消经营资格。为了获取官办的经营许可，许多商家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花大价钱取得经营许可，而拿到许可后又无法拿到充足的货源，因此，许多中药商和茶商陷入两难境地，生意无法为继。

　　通过对中药材的经营进行限制，日本人将大量东北地产贵重药材运往日本，供应国内需要。营口本地的中药商则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惨淡经营，有的因为无法经营而告破产，有的则千方百计到全国各地秘密地联系货源，冒险经营。1942年12月，10多家中药商因采购南药而以“经济相杀罪”被传审，震动很大。从此药材收购量大为减少，南药也只能偷运，数量甚微，中药材经营严重受挫。

　　（二）、日资对商业的垄断剥夺了营口商业发展的空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垄断营口的经济命脉，极力排挤第三国和民族工商业，采取强取豪夺、资本渗透等方式，掠夺营口商业资本。1933年4月1日，日伪当局对不承认国，实行门户闭锁。伪航政局强迫各轮船加入伪满国籍，凡不参加的，不准驶入营口港。他们强行霸占中国人经营的盐滩，采取强行入股等手段将“营口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等较大民族企业窃为已有，以“强化物资统制”为名将绝大部分中国人经营的小企业编入组合，对营口的支柱产业榨油工业，日本人则利用满铁强大的运输机构，极力将大豆的加工和交易引向大连，扶植日资特产商。因此大批油坊在大连出现。三井财阀控制的三泰油坊，除大连总厂外，在长春、沈阳、四平、哈尔滨等地设立支店和办事处200多家。而民族资本集中的营口油坊却衰落下去。到1934年营口本地的油坊，几乎一半都停业倒闭。1937年，东永茂油坊营业渐衰，被迫为日本三井洋行加工豆油、豆饼。与此同时，日本的商行也疯狂进军营口，先后在营口建立各种洋行、工厂达360多个，经营粮食、药品、棉花、麻类、猪鬃、皮张、日用百货、化妆品、食品、杂货等。当年兴盛一时的上海瑞昌成为了生存，也由商业批发转向为日本销售丝绸。侵华战争后期，日本的强取更是疯狂，1941年12月，英商启东烟草公司被日本没收，1942年12月英商营口亚细亚火油公司被日本关东军879部队“接收”，改为满洲石油株式会社。1943年，日伪当局“没收”各轮船公司轮船17艘（2.2万余吨位），成立海运株式会社，轮船全部用于侵略战争。在日本的强权垄断下，营口商业除了满足日本需求和为战争所掠夺之外，一片死气。

　　此时营口的茶叶生意成为日本商业垄断的牺牲品。“七七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台湾茶排挤南方茶，加之关内外交通受阻和汇兑受限，南省茶货逐渐减少。到七月末，南方茶货已经绝迹，市场上见到的全是日本运过来的台湾茶。台湾茶的涌入，改变了茶栈的经营形式，也改变了营口这一东北三省茶货集散地的地位。南帮进货渠道受阻，北商购货业务也就没有了。论文营口茶叶批发集中在三井、三菱、三泰等洋行手里。各家茶庄的零售量较过去也大大减少，以泰顺样为例，“七七事变”后，其销额不足以前的三分之一。就在这种情况下，茶商们不得不另想门路。有的茶商利用偷汇的方式把资金调到关里，另行开业。偷汇又有很大危险。如为泰顺样偷汇的人被奉天日本宪兵队查获逮捕，不但钱财受到损失，经理也受牵连遭到刑拘。还有一些力量较差的茶栈则化整为零，有的从业人员到天津、福建、安徽、浙江等地收购茶叶，再到河北、山东、山西等省推销。采取小本经营的方式，以维持生计。后来，由于货源无以为继，一些茶栈只好采取掺兑的方式来经营茶叶，其后果可想而知。至此，营口茶栈已荡然无存了，只剩下一些小商铺勉强度日。

　　三、过炉银的取消打破了营口商业长久形成的流通体系。营口商业之所以在近代取得快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过炉银为主要方式的金融制度的不断巩固。过炉银是营口地区商业市场所特有的一种兑换制度，“实由于自然之趋势，并非人力所创造”，它是营口商业繁荣的产物，也是商业形态成熟的标志。它是以统一标准的银宝作为交易手段，在其流通期间可以相互转帐。银炉是私人集资开设的商业机构，每家银炉都具有自己的支票，发给客户使用，商家持有银炉的支票就可以相互交易，然后再到银炉兑取现银。因此，银炉虽不是银行，但具有银行的职能，是一种信用机构。营口的银炉业是中国商业发展史上一个意义重大的事物，它的形成和兴起标志着营口商业市场的成熟。从营口港开埠到营口商贸渐衰，营口先后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庚子赔款、辛亥革命、“九·一八”事变，几乎每一次政局动荡都会令营口的商业市场大商元气，尤其是大连、哈尔滨开港，对营口造成的竞争压力，在“内部紊乱，外界摧残”的情况下，每一次营口商业市场都能迅速摆脱险境，恢复生机，其中奥妙皆在炉银。“盖即炉银之高掌远遮、中流砥柱之力。炉银具有合资互助之精神，运用自如之便利。对于进货输出用款，可获得炉银之援助，故外城商客均趋就之。盖大连滨江等处，统是现金本位，对于其他各地商业，不能作营业上之辅佐。而营口不但能作需要供给，且能作营业辅佐。”

　　“自营口贸易地位降落后，市内商业日渐衰退，好在因有银炉之支撑，尚足以维持衰落后之地位。”但在动荡局势中，银炉业也饱受摧残。19世纪30年代之前，营口的银炉业主要受到时局和市场的变化影响发生过几次动荡，一些大的银号倒闭造成营口市场动荡，但这是商业经济自身运动的结果，对银炉业和营口商业的影响并不致命，因为在自由市场竞争的环境下，银炉业可以通过自身的竞争和调节进行有效的规避。“九·一八”事变之后，营口商业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银炉业也受到极大冲击。主要是是北城拖欠营市炉银总额三千多万两，东记银炉倒闭欠债炉银六百万两。这两笔账目，造成根本性的亏伤，一时难以恢复。此时，要挽救营口的商业，必先拯救营口炉银业。但是日伪政府却为了实现掠夺目的，极力推行伪币，开办日伪银行吸掠资本，视民族资本的炉银为异物，百般刁难。一方面借“保护客商利益”为名，通过化价不断削减炉银比价。如1931年伪政府规定：卯期炉银每锭五十三两五钱比价伪满币二十八元五角，每元折合炉银一两八钱八分，而实际市场交易为—两七钱五分，每元差价一钱三分。这次化价，使营口商界陪损甚巨。如长春至茗魁商店，欠营口货款数十万两，卯期即按新定化价标准结算交款，使银炉商损失惨重，众商家敢怒而不敢言。另一方面，通过“整顿”金融，加紧日伪银行势力对银炉业的排挤和渗透。1933年11月，伪政府公布《银行法》，勒令清理私人钱庄。同年12月18日，营口县署查封了永惠兴银炉及所属6家联号，没收其资本充斥日伪银行。1934年，伪政府则下令取缔炉银，禁止流通，当时营口六家银炉共存炉银五百万两，按五两炉银作价伪币一元。比前次化价（一两八钱八分）又降低二倍多，而且还要从中提出百分之二十作为商业银行股票，强令购买，另百分之八十付给现金。这等于明目张胆地从营口商家和人民手中抢钱，使“商贾市民，穷乡僻巷妇人女子，无不同受其害。”至此，在营口金融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营口过炉银制度，在日伪当局强制干预下被取消。

　　“九·一八”事变后，营口炉银业的衰落固然是日伪政府取消炉银制度的借口所在，但究其衰落之根源，则在日军之入侵，打破了炉银流通的正常环境。作为支撑和挽救营口商业的炉银制，本应在商业疲惫之时加以扶持，以图亡羊补牢，着力恢复商业繁荣。但在日伪掠夺经济政策的淫威下，炉银制度被取消，等于断去了营口商业发展的血脉，从此，营口商业仆然倒地，再无复苏之日。

　　综上所述，营口作为东北第一个开放口岸和繁盛一时的商贸城市，其经济属于典型的外向型商业经济，在长期对外贸易中积累下来的商业资本，成就了营口在近代商业史上的辉煌。尽管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和大连、安东等港口的兴起，分流了营口作为口岸城市的功能和利益，但营口在几十年间经历数次大动荡、大风波、大挑战而依然保留有强大的商业生命力，足见其商业资本和商业文化之丰厚。正如于胥梦在《营口炉银史》中所讲：“今者宫移羽换，其地位之重要，较诸曩昔尤有提高，实为独一无二水陆商港也……盖营口有固定贸易之原则，有实在之查销区域，无论至何时代，仰给于营口者，终有非营口不足以吞吐输纳之形势。即如最近一年（1931年，作者注）以来，外城欠款之巨，论文代写银法毛荒之烈，批发商已凋零殆尽外城客畏缩不前，已失掉在先百货齐备之壮观，消灭从前接济外商之伟力。但附近城镇，以现款购选货者，仍络绎于途，小本批发商贩，均利市三倍。由此观之，营口商业之地位，实有特殊之生存能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充满顽强生命力的近代商城，却在日本侵略势力的疯狂掠夺和残酷打压下，城市现代化进程被拦腰斩断，最终退回到了滨海小城的半原始状态。

　　随着时代的发展，营口作为商业港城的优势在沉静半个多世纪之后再度迸发。今日营口，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一市两港依托东北腹地，大力开展对外商贸，积极发展临港工业，经济建设突飞猛进。近年来，东北镁质材料中心、东北陶瓷批发中心、能源化工中心等多个商贸、工业中心地位重又树立起来。尽管营口的中药业和茶叶生意中心地位不再，但走在营口老街上，百年前的商号门堂依旧，当年兴盛的药业、茶叶生意留下来的药铺、专家、配方、茶栈等隅踞一角，在现代化的城市里散发着浓浓的历史芳香。

　　参考书目：1、《营口市志》第1卷，营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2 年。

　　2、《营口文史资料》第1、4、5、10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营口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3年。

　　3、《近代东北城市建设史》，吴晓松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

　　4、《“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 满铁秘档选编》，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年

　　5、朱德祥：《试论满铁前期的大连中心主义政策》